文/樊  振

1927年11月邓演达、宋庆龄等发表《莫斯科宣言》后，流散在国内各地的一部分国民党左派和一些脱离了共产党的人士，以及北伐期间的许多政工人员，都受到很大鼓舞，咸望把“继续革命的组织”搞起来。1928年2月，邓演达在巴特萨罗接到宋庆龄从莫斯科发来的两封信后，“即刻”回信：“我们的责任叫我们勇敢的向前……第三党的组织是必要的容易成功的……我以为继续总理从前在日本的主张，就以中华革命党为新党的名号。”

1928年3月，在上海一家外国人开办的旅馆里，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召开，谭平山主持了会议。会议宣告了中华革命党的成立，组成了中央领导机构。邓演达被选为党的总负责人，决定在邓演达没有回国前，由谭平山代理其职务。中华革命党陆续在北平、天津、江苏、安徽、四川、陕西、江西、山东、福建等地区成立地方组织，开展革命活动。1928年夏，中华革命党中央为在华北方面开展工作，派周惠生前往北平发展组织。

周惠生原名周一鹗,1905年5月生于杭州,福建建阳人。1925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在李大钊帮助下签证去法国留学。回国后，通过参加过1927年大革命的留学德国的原物理学教授、其姑丈潘祖武的介绍，到上海找到邓演达的战友、留学德国的章伯钧。当时，北师大正邀请周惠生去教书。章伯钧要他“在华北集结旧友，争取新朋，建立据点，开展工作。”并说凡属可靠的新旧关系，都将介绍同他联系。周到北平后，即开始在学生中物色对象，进行联络。

1928年底，章伯钧介绍同乡、北平《民国日报》编辑黄让之去找周惠生，1929 年春，黄让之陪新任河北省训政学院少校教官、庐江人周新民到他家，三人成立了北平第一个小组, 每星期日在周惠生住处鲍家街丁字 27 号聚会一次。接着郭冠杰来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秘书，也参加小组活动。黄让之在《民国日报》当编辑时，因言论激进在租界被捕，释放后到北平古物陈列所（今故宫博物院前身）工作，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每次聚会，主要是分析形势，研究开展宣传和发展组织等工作。

1929年，邓演达曾给当时在北平从事人力车夫运动的郭冠杰去信，说：“关于继续中国革命的事，已和孙夫人（宋庆龄）、陈友仁先生讨论多时，有了具体的结论。此后我们的革命工作，仍应注重农民问题，解决土地问题，以建立我们的革命力量。政治军事工作，都应当建立在这种力量上面。望努力推进这方面的工作。”北平小组在宣传方面，利用社会上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情绪，根据党的文件，提出了“打倒蒋介石及其一帮，拥护邓演达，拥护宋庆龄！”“实行土地革命！”“实行社会主义！”等口号，经常到各地发传单，贴标语，并编印了《秋风》等刊物，进行反蒋宣传。

在组织工作方面，广交朋友。联络的多是文教界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如夏康农、邓作楷等。“集结旧友”多由黄让之、郭冠杰负责，发展了骆众亲、区克宣等一批人入党。黄让之交际广泛，从上层人士到歌舞团演员，都有来往，他和夫人王肇湘（上海著名的歌舞明星王人美的姐姐）利用安徽、湖南的同乡关系，在大学中发展了不少学生。联络了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院长黎锦熙等人（黎锦熙的哥哥——著名音乐家黎锦晖在上海萨坡赛路290号住所,是农工党早期的重要活动场所）。这些成员，每两周到黄让之的住所开会一次。为保证小组活动，黄让之等人拿出部分薪金作为活动经费，购置油印机、油墨、纸张等进行革命宣传。

“争取新朋”，主要由周惠生在青年学生中入手，吸收了黎锦华、张孟陶等一批人。周惠生一边在女子师范大学备课,一边去拜访同乡中一些可以做掩护的人，结交了同乡长辈，富有江湖义气的外右五区警察署长潘剑生，为今后的工作掩护，后来潘剑生也参加了组织,邓演达曾派潘剑生和任援道进行民团运动。又通过新党员张孟陶在商震的保安团教导队建立了“军人小组”，通过衷益铭在阎锡山的司令部建立了“太原小组”。从而壮大了党的组织。由于他们都是以学校和报社工作为掩护，活动范围也多限于文化教育界，加以发展组织时又多是利用同乡和出国留学的关系，因此刚开始的时候组织发展比较缓慢。

1929年6、7月间，负责联系北平的章伯钧（主席团组成人员之一），偕夫人李哲民由上海来北平开展活动，“身无分文，家庭生活多得黄让之帮助。”（李哲民于1932年病故，由黄让之解囊操办丧事。解放后，时任中央政府交通部长的章伯钧曾找到黄的遗孤予以热情关怀。）黄让之热情爽直，乐于助人，常用自己的薪金接济同志。章伯钧到北平后，组织工作有了进一步发展，除原有的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有一定基础外，又联系和吸收了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一批进步教授，成立了支部或小组，经常以读书会名义组织党员学习和联系群众，从而进一步壮大了北平组织的力量。1929年冬，黄让之的活动引起反动政府侦缉队的注意，幸而有人通风报信，才得以及时转移。

当时，北平的活动一直是以邓演达的名义作号召，并未提出“中华革命党”的名称。所以，章伯钧到北平不久，谭平山即托周新民带信要章伯钧停止活动，将北平党务交周新民负责。1929年底，中华革命党的境况渐趋复杂混乱，活动经费没有来源，谭平山很少筹措的办法；军事活动打不开局面，谭平山束手无策。章伯钧等人反对谭平山再搞下去，党内无形中分为谭平山、章伯钧两派。谭平山已无力应付支离破碎的局面。

1930年春，邓演达回国，北平小组的郭冠杰和章伯钧先后返沪，8月，周惠生离开北平到上海。8月9日，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此后，北平组织的发展，又进入了新的阶段。

（作者：《沈阳农工》特约作者、农工党连云港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