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樊  振

 

解放初，毛泽东曾经对陈铭枢说过：“没有你们的人民政府，就没有今天的人民政府，……我们今天的人民政府还是从你们那里学来的。”1933年11月20日，受第三党“怂恿”，黄琪翔、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为主力发动抗日反蒋事变，与苏维埃红军签署《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建立了新政权，后被蒋介石镇压。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福建事变”（简称“闽变”）。毛泽东所说的“你们的人民政府”即1933年11月22日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年号为“中华共和国”元年，发行的报纸为《人民日报》。这个新政权由易帜到夭折，共63天。

闽变前夕

1931年邓演达的牺牲，给第三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造成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黄琪翔临危受命，担负起领导责任，参加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和1933年上半年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后，被调到福建之前，第三党就策动十九路军联合共产党，进行抗日反蒋。第三党中央干部会干事李世璋对蔡廷锴说：“十九路军抗日，名誉满天下，现在你只有联共反蒋抗日，就可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就有办法。”邓次侯等第三党人通过对漳、厦的秘密“视察”，电告黄琪翔：“转告十九路军，可以安全入闽。”1932年6月，十九路军全部安全入闽。

在军中散发邓择生集。十九路军原来是粤军第四军的一部分，在北伐战争中有过战功，平时注重训练，能走善战，有“铁脚夜眼神仙肚”之称，部队精锐，在参加闽变之前凭藉官兵爱国热情，在军中散发邓演达的著作《邓择生集》，宣传第三党的主张。

邓演达与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曾经是同学或同事，黄琪翔也曾经是他们的上级。利用这些关系进行上层活动，许多官兵接受了第三党的主张并加入第三党的组织。“十九路军之中坚将校，殆全部与第三党发生关系。”正如陈铭枢所说：“在当时，十九路军确有一些第三党党员，有的是比较重要的骨干。”如：十九路军总部秘书长徐名鸿（时称蔡廷锴的灵魂）、旅长云应霖都是第三党党员。十九路军上下，一向视邓为同路人，故对第三党党员从不排斥，没有一点隔阂。为实现邓演达遗志，黄琪翔、章伯钧等领导不断输送第三党干部到十九路军工作。

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933年8月31日晚，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湘、何公敢、刘伯垂等在上海黄琪翔家聚会。他们讨论了国内时局变化和十九路军在福建“剿共”的形势，认为十九路军连吃败仗，“红军指日可下福州”，“在座各人和十九路军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无论在公在私，必须设法挽救十九路军。”在福建的第三党积极宣传联共反蒋抗日。l0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潘健行与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铭鸿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十一条，主要包括：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恢复商品贸易，福建方面立即释放政治犯、发表反蒋宣言、进行反蒋反日的军事准备，互派全权代表、由双方政府负责代表安全等内容。为发动事变创造了有利条件。在12月的《华北日报》“南京十三日通讯”上，刊登了脱离十九路军某军官目睹的情形：“由第三党黄琪翔介绍，得与共匪妥协，前月该军派总部秘书长徐名鸿赴瑞金，与共匪商定两个不侵犯条件，先由该军供给共匪大宗粮秣、食盐、弹药，而后一齐出兵攻击中央，共匪向南昌前进，该军向浙方进犯。”据福州消息，“人民政府开会之日，曾公然接济共匪九十万元，列诸议案，其中有现款三十万，枪械三十万，物质三十万。”

第三党主力集结福建。1933年11月上旬，黄琪翔同章伯钧、郭冠杰、麦朝枢、彭泽民、丘哲等积极联络第三党在闽成员，章伯钧对黄农说：“福建就要成立新政权，我党亦参加；凡属本党党员，均须来福州集合。”于是，黄农通信到全省各地，召集闽籍同志来榕，李含阳、汪盈科等分散各地的第三党成员100多人先后聚集到福州，准备举事。在此之前，福建就已经有第三党比较多的活动。在漳州，第三党设立宣传机关，出版《漳潮日报》、《荒洲》等，鼓动反日废约，抵制日货；提出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工人生活等主张，成立工会、农会组织，办了工人夜校等。此外许多第三党干部被派到各地农村，如上杭、永定、龙岩、漳平以及闽南等地开展“计口授田”运动。

第三党文士派首脑罗纯一带领干部，到福建创办训练班，一方面函召留置上海的高级干部，一方面训令闽西、南、北等特委挑选的优秀党员，酌给路费，遵时到达厦门受训。为“尽一份自己的力量”，中村农夫（日本）向“联台”上海支局长请假：“我与第三党的其它同志有联系，我想事情大抵就是那样，非常对不起。但数日之间，我不能来支局上班，请务必批准。在福建树立义旗的计划，第三党涉足很深，现在，我也是他们的同志。”第三党的主力已经集结福建。据当时的《老实话》杂志说：“所留在沪者多系二号同志。”在闽西，第三党武装力量马鸿兴团发展到2000多人，马鸿兴并可指挥闽西各县地方武装。第五师师长云应霖、特务团团长周力行（周士第）、特务团第一营营长何自坚均为第三党成员。黄琪翔还派吴建东、戴剑青秘密赴北平，任命不久前被吸收入党的原冯玉祥部军长苏体元为第四方面军总指挥。苏当时有旧部4000多人，黄琪翔令苏尽快渡过黄河到鄂皖边区待命。

定都福州

1933年11月19日，李济深已到福州，方振武、陈友仁、徐谦同行，黄琪翔由厦门赶到，南北代表均集于此。随即在鼓山召开了一次决定性秘密会议，会议讨论了成立福建人民政府的时间和有关修正政纲政策问题以及军事、财政问题。最后决定事不宜迟，应排除困难，不计成败，马上发动。当天，陈铭枢覆电蒋介石，拒绝劝告。福州宣布戒严，第三党领导人黄琪翔、章伯钧等与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以及李济深、冯玉祥的代表余心清等领导的“福建事变”爆发。

新政权建立。11月20日，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上午十时在福州南门兜公共体育场召开，到会10万余人。出席大会的26个省、市和华侨代表。全体推举黄琪翔、戴戟、刘伯垂、钟喜焯、梅龚彬、程希孟、徐名鸿、林植夫、何公敢、陈耀昆、章伯钧、彭泽湘、方振武、李章达、翁照垣、关楚璞、余心清等十七人为主席团互推黄琪翔为总主席。黄琪翔报告开会宗旨，曾与宋庆龄、邓演达共同组建第三党的陈友仁因语言关系授意黄琪翔代表演说，“余以最诚挚的热情，希望大家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努力于打倒南京政府，打倒蒋介石，解放中华民族的革命事业的成功。”大会通过了由彭泽湘起草的《人民权利宣言》，提出谋求中国自由独立的13条基本主张，号召全国反帝、反南京政府的革命势力立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于最短期间召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制定新国旗案》，随即举行升旗礼。

当晚，黄琪翔又主持召开了主席团会议，决定成立人民革命政府，推定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方振武、黄琪翔、徐谦、李章达、余心清、何公敢等11人为政府委员，李济深为主席。政府名称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定1933年为中华共和国元年，首都设在福州。福建划为闽海、延平、兴泉、龙汀4个省和福州、厦门2个特别市。

11月22日，举行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典礼。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出席委员陈友仁、徐谦、李章达、黄琪翔等，议决：陈友仁兼任外交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黄琪翔、李章达。徐谦兼任最高法院院长，李章达任政治保卫局局长。章伯钧任经济、文化委员会委员和土地委员会主任，丘哲任经济委员会委员，彭泽湘任人民革命政府秘书长，麦朝枢、万灿、詹显哲为秘书，政治部下设3个处，丘适生任处长。在地方政权中陈公培任兴泉省副省长（省长戴戟未就任）、徐名鸿任龙汀省副省长（省长许友超未到任）、郭冠杰任延平省副省长（省长萨镇冰未到任）。云应霖兼任马江要塞司令。

新政府将原十九路军军官补习所改为“人民革命政府军事政治学校”（又称“军官团”），任命黄琪翔为校长，段炳炎为政治部主任、杜冰坡为政治总教官，为十九路军官长的民主政治教育做了许多工作。闽西在第三党徐名鸿、杜冰坡、陈卓凡、段炳炎及的组织和训练下，几乎每县都设立了一个支队（或大队），整个闽西组成了一个农民自卫师。全省其他各地也成立了这一组织。11月22日出版的《大公报》、《益世报》发表社评：“观前日大会通过之政纲，显以第三党之主张，占十之八九，是目下闽局，实在第三党支配之下。”

生产人民党。政府组织当中，第三党占优势，在此形势下陈铭枢的嫡系神州国光社没有形成一个政治组织。20日开人民大会时，第三党登台讲话，叫了二句口号：“（一）邓演达精神不死；（二）第三党万岁！”同时，在会场散发小传单，都是宣传该党政策的。但是，原来，各党各派来参加革命，是以“革命大同盟”的组织来参加，规定了各党各派，不能单独活动的。这时候，第三党单独活动，犯了“革命大同盟”的规约，陈铭枢将其中三人关进了监狱。蔡廷锴大肆咆哮，即刻叫黄琪翔、李章达等到三桥俱乐部提出质问，并要他们取消第三党。黄等当时不能答覆，请求给三天时间，开干部会议决定再答复。结果，黄等不承认有第三党组织，只答应他的革命行动委员会可以登报停止活动，但要求国民党份子，也要脱党才成。黄琪翔，章伯钧时常秘密运用组织打击陈铭枢嫡系神州国光社，企图可利用陈铭枢来做一个空衔领袖，实际由第三党来包办，因为这样神州国光社与第三党之间，发生了极剧烈的明争暗斗。陈铭枢眼看到这一情形，于是加工制造生产人民党。

11月24日，陈友仁、李章达、蔡廷锴、徐名鸿、蒋光鼐、李济深、陈铭枢等27人发起成立生产人民党。在闽西南设分部，由徐名鸿负责（25日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此后，李章达、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通电宣告：“绝对的自动的于1933年11月20日脱离国民党。”第三党21日以“中国革命行动委员会中央干部委员会”名义在福州宣告解散，一致参加生产人民革命运动。“第三党虽经解散，然实黄琪翔之一种障眼法”，实际上第三党的下层组织，仍相当保持着，该党在福建龙岩训练特务队100人，专为暗杀政敌用。“脱离第三党，但似不过一种策谋，拟即掌握十九路军实权。”

打击蓝衣社。为了控制十九路军，及时得到有关情报，早在1932年一•二八抗战后，蒋介石就从十九路军中抽调过一批军官受训，将其发展为特务组织蓝衣社的骨干。然后，又把他们派回十九路军担任更高级的军官，并指使他们暗地在十九路军中从事颠覆、破坏活动。为防止部队分化，蔡廷锴根据其秘书长徐名鸿的意见，秘密成立改造社。蔡自兼总社长，徐名鸿任书记，在各师成立分社，由各师师长兼任分社社长，分社下设支部，以防范蓝衣社搞策反活动。1933年夏，改造社在厦门查获一笔从南京用化名寄来的汇款，并很快查明此款就是汇给潜伏在十九路军中的蓝衣社成员的。蔡廷锴根据这一线索，查明蓝衣社在十九路军中的组织情况，还意外获得了蓝衣社准备在军中策反和暗杀蔡廷锴、蒋光鼐等秘密计划。蔡廷锴下令逮捕了100余名蓝衣社成员，将其中情节较重的数十人秘密处决，以免后患。

1934年1月9日，“奉军事委员会黄琪翔委员函送蓝衣社份子傅立平一名到局”，经审讯：傅由上海蓝衣社干事刘冠世介绍，加入蓝衣社，先后加入蒋介石组织的流氓集团复兴社、筹安社，担任组长，曾充任该社《民众之路》与《兴报》的宣传工作，此次奉蒋介石之命前来闽地捣乱。由公安局将其枪决。

孤军奋战

福建事变的爆发，引起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极度恐慌。为消灭新政权，蒋介石抽调兵力进攻福建，此时给了红军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机会，但是中共领导者不采纳正确的意见，反把主力调走。

蒋介石大军压境。为消灭新政权，蒋介石于1933年12月1日、10日在江西抚州检阅第三十六师、第十师、第八十三师，并发表训话，声称要消灭第十九路军。12月2日，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名义颁发“讨逆”计划，派第二、第四两路军进入福建，讨伐发动福建事变的十九路军。12月25日，蒋飞抵蒲城，指挥讨闽军事。

1934年1月3日，中央军第八十七师与福建蔡廷锴部战于古田。1月5日，蒋介石调集10万军队进攻，空军助战，蒋驻浦城指挥。6日，中央军第四师冷欣，第三十六师宋希濂，第五十六师刘和鼎攻克福建延平，守军司徒非师降。7日，中央军第九师李延年、第三师李玉堂克福建水口，大破谭启秀军。10日，中央海军收复厦门（福州所任命的市长兼警备司令黄强于昨夜离厦）。蒋光鼐、蔡廷锴电请陈济棠派兵接防闽南。12日，中央军第八十七师王敬久、第八十八师孙元良克福建古田，赵一肩师三团降。日海军陆战队到福州仓前山。南京政府任命陈仪为福建省政府主席，派蒋鼎文为赣粤闽湘鄂剿匪军东路总司令（辖第四纵队李延年、第九纵队刘和鼎、第十纵队汤恩伯，共十四个师）。14日，海军部长陈绍宽率舰抵马尾。

漳州做八日国都。1月13日，蒋军占领福州，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停止办公，迁都漳州，《人民日报》被迫停刊。陈铭枢、李济深、章伯钧、黄琪翔等领导人分赴香港、汕头，黄农和林植夫等日夜兼程，从福州退抵漳州。马鸿兴部在掩护十九路军总退却时，在闽南洛阳桥抵抗蒋军卫立煌部战功卓著，“马鸿兴旅掩守洛阳桥闽南三日，中央军三师不得寸进，泉州固若金汤，军力亦比较完整。”

1月15日，蒋介石到延平，福州各官署重悬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21日，蒋军李玉堂师由海道至嵩屿登陆，攻占石码，直逼漳州，驻防漳州的四十九师团长周力行率领全团保卫漳州。福州、泉州相继失守，李济深、蔡廷锴等退到漳州，周力行“向蔡廷锴建议带这个团靠近红军”，蔡廷锴同意，并率部转移到龙岩以西。下午，蒋军蒋鼎文部攻占了漳州，移都漳州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便不幸夭折了。故坊间有“漳州做八日国都”之说。

1月22日，蒋介石由建瓯飞抵南京，南京举行“庆祝国民党四中全会”及“欢迎蒋委员长讨逆凯旋大会。”

大势虽去败犹荣。福建人民政府由于国民党军队的优势进攻和十九路军内部的分裂而失败，生产人民党也没有起到应有的核心领导作用，自行解体。在十九路军被迫撤离福州时，萨镇冰应蔡廷锴之请，亲赴马尾动员陈绍宽所部海军官兵掩护十九路军撤退。十九路军全部渡过乌龙江撤离福州之后，萨镇冰又回到福州维持地方秩序。十九路军撤离福州时，军纪肃然、市井不惊。1月15日，蔡廷锴撤离福州，中共驻福建代表潘汉年随日本商船潜赴香港、军事联络员张云逸随十九路军南撤。满城贴有“欢送十九路军”、“十九路军虽败犹荣”等标语。2月19日，徐名鸿在通过广东大浦时，不幸被粤军查获，7天后以“共产党员、叛国叛党”之名被粤军杀害。临刑时，留下遗书两封，一致国人：人民权利尚未实现，今日以身殉以报十九路军和同胞；二致家属，要求死后归葬汤坑，墓碑请蔡廷锴先生书之，碑曰：“社会主义者徐名鸿之墓”。在抗击蒋介石大军的围剿中，第三党成员江董琴、翁慈星、颜卧云、周捷榜、冯俊五等壮烈殉难。

闽变中的十九路军于民族危机中，由国民党将领中第一批杀出来联共、反蒋、抗日。此后，许多人继续走这条路，终于导致了全国抗战的爆发。在时间上，它比西安事变还早三年，孤军作战，虽败犹荣，至今仍为人所称道。

毛泽东说：“无论蔡廷锴们将来的事业是什么，无论当时福建人民政府还是怎样无论当时福建人民政府还是怎样守着老一套不去发动民众斗争，但是他们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去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能不说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

注：本文由《纵横》杂志（全国政协唯一一份综合性文史期刊）公开发表。

（作者系“农工党与福建事变”史料研究课题组成员、农工党连云港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沈阳农工》特约作者）

作者近照